改革，是个中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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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在文章里写道：《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有一个不小的贡献，那就是打破了多年来强加在“改革”这两个字上面的光环，提出了有些人以改革之名干坏事并挟改革大旗为错误免责的问题。……如此等等，是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讨论和反思的问题提了出来。自2006年那一波反思改革的声音被压制后，十年来公共空间里已经很难容得下这种声音了。这是一个进步。
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改革”这个词被咒语化，干什么坏事都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而“反对改革”则可以当成帽子、棍子，用来压制正当的讨论和批评。
改革，从字面上讲仅仅是“改变”的意思，从良好的意图出发、带来良好的效果的改革才是有正当性的，应该肯定的，反之则不然。如果用改革指代一个历史阶段，这里面无疑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那么，笼统地说“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空话。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加以肯定、总结、提高，对负面的消极的东西进行否定和清除，才是正确的选择。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对“改革”一词“去咒语化”，让它回归本意，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对象。2006年底，我就上一次关于改革的讨论写过一篇问题，提出了“改革，是个中性词”的命题。十年了，文中使用的材料今天看来是陈旧了，但我仍然认为我当年的提法是正确的，也希望能看到一场新的关于改革的反思和讨论。
在对改革进程的反思和讨论上，2006年是个奇怪的年份。被一些人称为“第三次改革论争”的观点碰撞在时间点上始自2004年的“郎旋风”，到2005年发展为反思改革的大讨论，到2006年初达到了一个伴随着火药味的小高潮，但随即迅速划上了一个句号。到了2006年的下半年，就几乎听不到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讨论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方向”成为了基调，这与论争开始之前并无二致。
细审之，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并未在对改革的认识上留下什么理性的财富，如果有什么遗产的话，那么恐怕也是负面的，即“改革”一词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了，公共话语空间关于改革的看法更加僵化了。
如果说从2004到2005年的相关讨论还有些观点和资料的交锋的话，进入2006年，讨论就开始上纲上线了。1月份，《财经》杂志刊发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直言有一种可能，即有人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而且从讨论中看到了类似“姓资姓社”的交锋的影子。
但如果有人把“姓资姓社”之类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恰恰皇甫平本人。《改革不可动摇》一文通篇并无严密的论证，而是社论式地表达了一个观点：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本身，从而否定改革，是错误的。该文的作者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据周瑞金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使用皇甫平的笔名并非他的本意，而是杂志编辑的意思。从署名的斟酌上，不能排除坚持推进改革的人士有借“皇甫平”的特殊含义，借在上一次“姓资姓社”的论争中胜利的余威来占领话语高地的良苦用心。
3月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高尚全等人在北京西山的杏林山庄组织一批学者召开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次被批评者冠以“西山会议”名号的座谈会“主题是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高尚全急切地呼吁中央领导人出来讲话，坚定改革的方向，平息对改革不利的声音。一场学界和民间的讨论，发展到呼吁中央来最终定调，也要算是中国特色之一了。
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在此之前，就有中央已经关注到改革论争的说法，来自最高领导层的声音不能说没有针对性。这一表态被论争双方都认可为中央的定调。约3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的文章，几乎同时，《求是》刊出了《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都申明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基调。也有零星针对这些评论员文章的观点随后出现在个别网站，但不久后石沉大海了。就此，一度被认为“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仿佛又重新达成了，尤其是200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后，“第三次改革论争”就成为一个历史事件而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了。
从字面含义上讲，改与革同义，都有改变的意思，改革是个中性词，改革的合理性要靠其良好的效果即提升了人民的福祉、符合人民的利益来赋予，而不是天然具备的。怎么样改革才是好的，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邓小平才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既然是改变，就无法避免出现好的结果同时也出现不好的结果，有负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存在，就有反思存在的空间。而改革是涉及每个人和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分配的，每个人都有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的权利，所以对待同一项改革措施就会出现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观点。当不同的声音出现时，正确的方式是深入的讨论以及妥协，而非扣上“否定改革”的帽子极力回避和打压，或是将中央对既定立场的一次重申当做胜利的勋章，这不过是“扯虎皮拉大旗”的行为。
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改革，呈现的是普遍受益的局面，所以凝聚了广泛的改革共识。此后的改革情况有所改变，少部分人受益而更多的人利益受损的局面出现了。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导致了大批职工下岗，所以“郎旋风”可以刮起来；医疗体制改革中，可以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改革开始之前，所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研究结论会引起共鸣。近年来，不法资本和腐败官员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扭曲改革，将改革扭曲为一场又一场瓜分和掠夺的盛宴的解释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即便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结果也要接受人民的检验了。比如，在数以亿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工人无法享有社会保障的时候，数额庞大的社保基金却被挪用和贪污，以今年爆发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为起点，这个领域的黑幕才刚刚揭开。面对这样的现状，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释在理论上固然说得通，但要取决于“深化改革”的定义，如果“深化改革”意味着继续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进的话，那么结果只会越来越糟，不可能会出现“负负得正”的结果。“深化改革”只能意味着从源头上寻找问题的起点，调整改革措施以求扭转糟糕的现状，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改革的反思。
另外，改革一词是对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求变过程的总概括，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分解为一项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将对某一项改革措施的批评意见等同于对改革大方向的质疑，定位为“否定改革”，是简单而粗暴的。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制提出质疑，并不是“否定改革”，因为他没有主张彻底回到过去的体制；在2005年的改革讨论中挑大梁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在计划经济年代就开始为市场鼓吹，说他企图“否定改革”是与理不通的。一场本来是改革派关于改革方式的争论最终被引向“姓资姓社”的定位，是路线斗争思想在“深化改革”派人士身上灵光重现，将“人民内部矛盾”上纲到“敌我矛盾”了。
有些持中间立场的学者认为，在事关全民利益且存在严重分歧的改革措施上，明智的方法是暂停，留给民间以充分的时间讨论形成新的共识并进行公正的立法。而“深化改革”派人士对此也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打扮成惟一的选择。这实际上模糊评价改革正当性的标准，也模糊了不同领域内的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大势之间的界限，同时赋予“改革”一词以天然的正当性和褒义。有人甚至说了“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这样耸人听闻的话，却没有提供相匹配的论证过程。
“改革”这个中性词就这样被神圣化了，一位高官对媒体说，“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这里，“改革”二字自身夹带的道德上的超然感已经不容质疑了。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改革，其逻辑上可能的结果只能是帮助“特殊利益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将改革——这个增进人民福祉的手段——扭曲为瓜分和掠夺。
中央关注到关于反思改革的论争，并表达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但并未否定批评意见的价值，而且还在某些反对意见出现之后，暂缓了某些有争议的改革措施，可见中央对另一种声音的重视。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以及如果评价某些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在后一个问题上，中央领导人并未给出最终的答案，而是留下了空间的。如果中央认为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百分百是正确的，那么就无法解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因为将“和谐社会”作为奋斗的目标，就是承认不和谐因素的客观存在。所以将中央领导人的表态视为最终的定论而停止所有的反思和建言，是值得商榷的。而一切关于改革的讨论，都不能离开一个常识：“改革”是个中性词，其正面含义要靠给人民带来福祉来获取。（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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